互联网时代，企业必须提高网络危机公关意识 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传播关系，同时也改变了整个传播 的话语环境。人们开始注意到，很多新闻事件，都是从网上开始被人炒的很热了， 传统媒体才开始介入，而传统媒体的介入，又引起了新一轮的讨论。如此循环， 议程设置的掌握者，不再是传统媒体手中的专利。而在以往，这是不太可能的。 网络已经成为企业危机公关的触发器与放大器：在网络的作用力下，精英媒 英媒 体时代转向草根媒体时代，来自于网络的企业危机一触即发；随着地球村时代的 来临，每个人都是演员，人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墙倒众人推，使危机事件不断被 扩大。企业必须与专业危机公关机构合作，加强网络媒体监控，以加强自身网络 危机公关能力。 企业网络危机事件的发生是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企业必须要有网络危 机公关这样的意识，这样对于突然出现的网络危机就有保持冷静的网络危机公关 处理的能力。

数字技术时代国家政权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破坏性力量：数字时代国家政权的危机》述评 编者按：2015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泰勒·欧文 （Taylor Owen）用三年时间写的《破坏性力量：数字时代国 家政权的危机》（Disruptive power: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in the digital age）一书，立即引起全球关注和研究。该书从理论上 分 在经济、金融、外交、政党制度、社会运动和战争等方面， 掌握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新势力挑战国家权力、扩大自身影 响力的路径和过程；分析评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面对危机 和挑战时所采取的部分措施；提出了为适应数字时代的需要， 国家和传统组织机构应做出的改变。时至今日，这本书的观 点和理论，依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还会给我们许许 多多的启发。 一、数字技术进步使网络成为权力来源 数字技术的出现和进步强化了网络的重要性，著名学者 这种模式下，互联网可以将一些毫无关联的群组联系在一起， 在互联网没有出现之前，这几乎是无法做到的事情。”曼纽 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认为，互联网开启了一种新 的集体资本主义，是社会组织在信息时代的代表形态。 （三）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极大地降低了全球性行动的发 起门槛并使社会组织更具“弹性” 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已经对社会个体和组织赋权，并让其 能够完成以往只有国家和大型组织机构才能完成的

智能传播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结构优化与法治因应 文章转载于天府新论 ，作者陈鹏宇 摘 要：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我国网络舆情治理模式从管制型向多元治理转型。智能传播 时代来临，推动网络舆论信息生成和传播机制的颠覆性再造，失真舆情和情感动员类舆情频发，网络舆情泛道德 化、舆情突变风险增加。现有的多元治理模式长期将重心置于责任主体一侧，无前提地直接分配公私主体责任， 存在 存在治理精细度、敏捷性不足等问题。智能传播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应当引入阶段化治理模式，将以“政府—平 台”为核心的多主体治理结构置于阶段化治理框架内，进一步精细化治理责权和资源配置。我国应当根据网络舆 情“三阶段”治理需求差异，完善法律规范体系，推动构建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网络舆情协同应对机制、权利救济 行政裁决制度，实现网络舆情的全过程、精细化治理。 关键词： 网络舆情治理 社交媒体平台 阶段化治理 网络舆情治理是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 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完善舆论引导机制 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在智能传播时代，数字技术深度介入网络舆论场域，深刻地重塑和再造了信息的生成和 传播方式。一方面，互联网为广大网络使用者提供了宽松和自由的表达空间，网络舆论在公权力监督、灾害互助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

信息可 以即时发布、即时获取。 现在，科技企业除利用卫星、无人机的方式建设旁路互联网络（即 空天互联网）外，还积极发展 5G 网络,使 5G 时代加速来临。2G 实现从 1G 的模拟时代走向数字时代，3G 实现从 2G 语音时代走向 数据时代，4G 实现 IP 化，数据速率大幅提升。5G 的特点：高速率， 从 4G 的 100Mbps 增加到 5G 的 10Gps，比 4G 快达 100 下载 30 部电影。5G 最大改变是实现从人与人的通信走向人与物、 物与物之间的通信，实现万物互联，推动社会发展。 无处不在的智能。大模型的通用性使其成为人工智能的关键基础 设施，就像 PC 时代的操作系统一样，赋能百行百业，加速推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苹果、谷歌等的创新技术应用侧重的是聚合信息 和分发信息，背后是信息获取成本从边际移向固定成本，使信息 变得无处不在，让世界因此变得扁平。大模型跟信息一样，模型

人工智能、深度伪造与政治选举（二） 二、深度伪造对政治选举的双刃剑效应伴随人类社会 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技术既可以成为强大的工具， 也可以成为有力的武器。兰德公司《人工智能、深度造假与 虚假信息》报告还指出，深度伪造不仅会影响社会，还会影 响国家安全，可以操纵选举，可能会加剧社会分裂，降低对 机构和政府的信任，破坏新闻业和信息源的可信度。[1]如 今，全球民众都在注视着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在干预政治选 芝加哥市长选举前夕，“芝加哥湖畔新闻”（Chicago Lakefro nt News）发布一张市长候选人、温和派民主党人保罗·瓦 拉斯（Paul Vallas）的照片以及一段录音，瓦拉斯在淡化警 察枪击事件，认为“在我那个时代，警察在他们的职业生涯 中会杀死多达 18 人”“没有人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 需要停止为警察提供资金并开始退款”。这段录音被用来抨 击瓦拉斯对枪击事件视而不见。虽然瓦拉斯竞选团队谴责该

还是外在的 行为模式，都已经潜移默化地被改变了。人一旦上了网，就 进入了一个有别于自己感知或意识的地方。这时，人的情绪、 反应、行为也会随年龄、身心发展、个性特征变化而发生变 化。 互联网时代，多数人都曾经在网络时空中“迷失”过。 当醒过神时，才意识到饭菜烧煳了、饭局迟到了。之所以会 出现这些情况，原因是多数人在现实生活能有效把控时间。 但是在网络空间却容易时间扭曲效应。心理学家大量研究发 视频为例， 抖音、快手、火山小视频，都容易产生这种现象，人们不知 不觉深陷其中，蓦然发现时间已经过去几个小时。普林斯顿 心理学博士亚当 · 阿尔特（Adam Alter）在《欲罢不能： 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一书中，列举了六项行为上瘾 的构成要素，分别是：诱人的目标、无法抵挡且无法预知的 积极反馈、渐进改善的感觉、越来越困难的任务、需要解决 却暂未解决的紧张感、强大的社会联系。

45 亿字内容。二是信息传播方式变革。Sora 等 AGI 应用爆红表明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智能传播将走向主流，意味 着信息传播范式再次革新，即从大众媒体时代的对所有人的 大规模传播，到社交媒体时代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开放传播， 进一步迭代到智能媒体时代信息和内容的自动交互传播，即 一种基于深度学习技术和大数据的自动化传播。大众传播、 社交传播、智能传播三者共存，既相互竞争和替代，也相互 联动和

作者简介：赵萍丽，博士，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 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政府与政治。徐泱泱，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家治理。 摘要：如何科学应对网络舆情风险、及时化解网络舆情 危机，是全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落脚点。当前网络舆情 治理的理论路径主要有以下五种：法治思维下强调政府主导 型制度管控的法治治理路径、市场逻辑下强调行业自律的市 场治理路径、协同理论下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协同治理 出五种路 径多维耦合、动态嵌套的复杂图景。 关键词：网络舆情；理论路径；范式转换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普及应用，媒体格局、舆 论生态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全媒体时代，网络空 间凭借其开放性、隐匿性和便捷性为广大用户提供了获取、 传播和反馈海量信息的渠道，逐渐成为公民意见表达、情感 宣泄和思维碰撞的重要场域。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风险激增的矛盾凸显 期，各类舆情事件频发。加强网络舆情治理、把握主流舆论 阵地，是推进网络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题中之 义。如何科学应对网络舆情风险、及时化解网络舆情危机， 是全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落脚点。本文梳理关于网络舆 情治理方式方法、工具手段、对策机制的研究成果，归纳网 络舆情治理的路径，分析范式转换趋势。这不仅有助于系统 认识网络舆情治理研究的进展，还可以为当前乃至未来的网

息第一时间不是思考信息是否是事实，而是怀疑整个事实的 真实性。人们对假新闻假消息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即使出现大量未经证实的假新闻、假消息，很少有人会持续 关注后期对假新闻的纠错报道。真相在社交媒体时代被严重 屏蔽、忽略，劣币已成功驱逐良币。《忽悠的原理与技巧》 一书在总结了信息污染对人的影响机制后提出，一般人取信 5%的谣言，因为这是知识与经验盲点的部分；识破 75%的谣 言，使之无效； 很难相信。 防止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容易被引爆的谣言，最好的方法 在于摸清散布谣言者的心理机制和谣言的传播机制。把人们 置于均衡信息环境，让受众及时接收并相信知情者发布的更 正信息。 作者介绍：张鸫，原中央机关网络舆情处长，人民日报 社传播内容认知全国重点实验室资深研究员、乌镇数字文明 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生校外导师。 曾以笔名出版《操纵：大数据时代的全球舆论战》《效应：

提升基层干部舆情风险防控能力 文章转载于微信公众号“学习时报” 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在互联网时代，舆情易发频 发已成常态，且不断向基层延伸，舆情下沉趋势日渐显现。 在舆情风险防控体系中，基层的短板相对突出。部分基层干 部在认知上，既看不清“风险全景图”，又把不准舆情风险 的演化趋势，对风险与态势等缺乏足够认识；在导向上，盲 目追求“零舆情”的考核目标；在职责上，存在错位现象， 做好风险溯源，将矛盾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就 必须把好舆情风险源头关、监测关、管控关，提高预测预警 预防能力，努力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 制度迭代：从“经验导向”到“标准引领”的体系重塑。 在人工智能时代，舆情风险呈现更为复杂化、隐蔽化与裂变 式的传播特征，依赖传统的经验与临时应变的防控模式，易 受信息滞后与认知偏差影响，难以应对舆论生态新变化。舆 情风险应对从“经验导向”到“标准引领”的体系重塑，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