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费”之争：中美海洋贸易的新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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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费”之争：中美海洋贸易的新博弈 事件回顾 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在贸易、技术、安全等领域的 摩擦不断升级，一场围绕“船舶准入成本”的制度争夺正 在海洋领域展开。 2025 年 10 月 14 日，美国交通部与国土安全部联合宣 布了一项新的港口服务收费政策，要求所有在美国港口停 靠的外国商船，根据其船舶制造国与所有权结构，缴纳差 异化的港口费。政策重点针对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等国 的远洋货轮，其中对中国籍、中国建造或中国运营的船舶 收费幅度最高。同日，中国亦宣布对美国籍船舶启动“特 别港口服务费”反制措施。 此次“港口费”之争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近年来美方 对中国一系列经贸与科技遏制策略的延续。从对中国钢铁、 太阳能面板的调查到针对电动车、电池产业的“产能过剩论”，从鼓吹所谓“对等关税”到如今“特殊港口费”政 策，美国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的趋势已经从产业链 前端的制造环节扩展到物流与运输环节。 这种转向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在全球航运与造船业中 优势的深层焦虑。数据显示，中国造船业的国际市场份额 保持世界第一；中国港口吞吐量长期居世界首位，中国远 洋运输集团已成为全球第四大集装箱运输公司。正是这种 结构性优势，使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具备了关键影响力， 也成为美国政策调整的直接靶点。 图 1 2025 年全球造船企业排名 （来源：https://alphaliner.axsmarine.com/PublicTop100/） 一、中美政策意图和战略考量 尽管中美两国的政策内容均涉及港口收费，但其背后 的政策意图与战略考量截然不同。总的来说，美国作为全 球海洋秩序的传统主导者，试图通过提高港口服务费、设 置准入壁垒等手段，将经济工具化为地缘竞争的延伸。而 中国作为全球海运贸易的受益国与规则维护者，强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合作原则，主张港口收费应保持透明、 公平与非歧视，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二、美方的政策动因与战略目标 从美国方面来看，所谓“港口费”政策有三重战略逻 辑。 一是产业保护和再振造船业的需要。美国造船业日渐 衰退，二战后被日韩等国赶超，进入 21 世纪后又被中国 显著超越。如今，美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份额中不足 1%， 产能效率仅为中韩等国的 25%，这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 典型写照。 为此，无论是拜登政府提出的《重建更好未来法案》 还是特朗普政府主张的“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均强调 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行政壁垒来重振国内制造业， 解决其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此次港口费的出台依然是这一逻辑的延续：通过对外 国船舶征收额外费用，提高外国船只在美停靠成本，从而 为本土企业创造政策缓冲区，以重振造船与港口配套产业。 二是削弱中国在全球海洋运输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近 年来，中国在全球航运网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既得益于 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也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港口与 物流合作。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及其子公司在 146 个国家和地区运 营 650 个港口，通过 400 余条航线形成覆盖亚欧、非洲及 拉美的海上互联网络。中国这种在全球船舶运营与物流枢 纽中的优势地位让美国倍感压力。 通过征收特殊港口服务费，美国试图削弱中国企业在 北美航线的竞争力，迫使部分贸易流向美欧盟友控制的航 线与港口，实质仍是“供应链去中国化”的操作。 三是霸权思维的外溢。自特朗普政府提出“经济安全 即国家安全”以来，美国两党在遏制中国问题上形成共识， 对泛化国家安全的做法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此次政策的叙事逻辑沿用了此前“产能过剩论”“对 等竞争论”的惯用框架，将中国在全球市场的成功视作“不 公平的优势”。在这种政治语境下，经济竞争被叙述为制 度对抗，市场行为被解读为威胁国家安全。因此港口收费 被政治化，其技术性制裁的表象难掩霸权行径的本质。三、中国的政策回应与制度性防御 从中国的战略角度看，其反制也具有深远考量。 首先，此举旨在维护中国在全球航运和造船产业链中 的核心利益。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约九成以 上的贸易量依赖海运完成，海运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 意义。港口与船舶不仅是经济资产，更是供应链安全与能 源安全的关键支撑。 基于此，中国对港口费问题的反制并非单纯的经济制 裁，而是兼顾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系统性防御，旨在维 护航运通道畅通与产业利益稳定。 其次，此举是中国在制度层面维护话语权、在国际秩 序层面争取主动权的尝试。自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 对手”以来，两国之间的矛盾早已超越经济层面的盈亏得 失，而延伸至国家总体实力和影响力层面。 美国通过对征费制度的工具性利用试图重塑海运准 入门槛，中国则通过反征费提升自身制度反抗力并增加与美谈判筹码。从更深层次看，此次博弈是中美在国际秩序 塑造力和影响力方面较量的缩影。 长期以来，美西方主张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 秩序，却闭口不提“谁制定规则、谁在规则中主动”的核 心问题，多次以生态、人权、发展问题对中国设限、发难。 与之相对，中国则始终坚持以“以国际法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主张遵循《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确立的基本原则，主张善意履行国际贸易中的非歧视 原则，反对美国以单边措施破坏海洋自由通行的基本规则。 三、制度后果与政策影响 短期内，中国航运业需要面对运输成本上升及航线布 局受限等多方面挑战。部分企业可能转向加拿大、墨西哥 等周边港口以规避额外费用。这种调整将削弱中国企业在 北美市场的港口服务竞争力，同时增加跨境运输环节的不 确定性。从长期看，美国的政策可能诱发国际航运规则的重塑。 国际海事法传统上遵循港口国管辖权原则，即一国有权对 进入其港口的外国船舶制定合理监管和收费标准。 然而美国此举将该原则政治化、武器化，通过制度性 收费遏制中国发展。若美国的做法被其他国家仿效，全球 航运业可能出现新壁垒，即各国以国家安全为名，对特定 国家的船舶征收差别费用，从而破坏航运业长期形成的自 由竞争体系。国际海事组织的多边协调功能也会遭到削弱， 使航运治理从合作性监管转向对抗性征费。 最后，“港口费”之争揭示了全球化体系的危机。在 地缘政治竞争强化的当下，“安全优先”逐渐取代了合作 共赢，成为美西方重塑供应链布局的重要原则。 美国在国家安全框架下推动供应链“去风险化”和关 键产业回流，中国则以维护制度正当性与全球贸易规则稳 定为应对策略。这种以安全为导向的政治逻辑与以效率为 导向的市场逻辑之间的张力，正在加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的不确定性，也正在加速全球化走向区域化、本土化与碎 片化。 总结 总体而言，“港口费”之争是中美博弈的新前沿，也 是国际经贸秩序分化的缩影。对美国而言，通过指责中国、 转嫁矛盾来弥补产业衰退的根源，只能获得短期政治红利， 无法真正提升竞争力。造船业的振兴需要长期技术积累与 产业政策支持，而非通过行政性收费实现。对中国而言，外部的遏制与围堵既是挑战，也是促使产业升级与制度创 新的契机。唯有加速自主技术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才能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保持稳定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