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与处理互联网上的民情与舆情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互联网已全方位融入人 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成为民众表达意见、反映问题的关键 平台。关乎民声、民情、民生的内容在网络空间中大量涌动， 它们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社会运行的真实状态与民众内心 的诉求。然而，如何甄别这些内容，判定其是否构成舆情， 以及怎样采取恰当的处理方式，已然成为政府和社会面临的 重大课题。处理得宜，将为政府与群众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重大课题。处理得宜，将为政府与群众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助力精准洞察民情、科学引导民情、有效疏导民情；反之， 若处理失当，则极有可能诱发真正的舆情危机，给社会稳定 带来冲击。​ 一、民情与舆情：概念之辨​ 舆情，从学术视角而言，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空间内，围 绕具有中介性质的社会事件，民众针对社会管理者等客体， 在政治、社会、道德等维度所生成并秉持的社会态度。它是 众多群众对社会现象及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 情 绪的集合体。例如，当某一地区出台一项重大的城市规划政 策，涉及大量居民的拆迁安置，民众围绕这一政策在网络上 展开广泛讨论，表达对政策公平性、补偿标准、安置地点等 方面的看法与态度，这些集合起来的观点与情绪便构成了舆 情。​ 而互联网上的民声、民情、民生问题，则更多地源自民 众日常生活的诉求，以及他们对各类社会现象的直观看法。 这些问题是民众基于自身生活体验的自然表达，范围极为广

网络舆情的形成与管理 编者按：提起网络舆情，大多数人都将其与网上负面信 息扎堆联系在一起，其实他是民众对某一现象和问题所表现 出的观点、态度、意见和情绪等，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 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有理性的，也有感性的。不管怎么 样，他是政府了解民意、企业了解市场、个人了解大众的一 种重要渠道。本文作者试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网络舆情的本 质与规律，旨在为有关部门或个人提供一些参考帮助。 络舆情的复杂 性，也无法全面把握其本质特征和运行规律。实际上，网络 舆情是一个融合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心理学、 法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 从政治学视角看，网络舆情体现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 动关系，是民众对公共问题和政府管理所表达的一种社会政 治态度和信念、价值观等等。这种表达往往影响着政策制定 和调整，成为现代民主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学角度 分析，网络舆情是 域，其发展依赖于多学科的融合与创新。这种融合不仅体现 在理论层面，也体现在方法论层面。例如，利用计算机科学 的自然语言处理（NLP）和机器学习技术进行大规模文本分 析；借助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框架解读舆情背后的社会心 态；应用经济学的模型评估舆情对市场的影响等。只有打破学科壁垒，才能真正理解网络舆情的本质特征和运行规律， 从而形成有效的管理策略。 2. 网络舆情的起源与形成 网络舆情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其根源深

次生舆情的产生与应对 来源：微信公众号“探舆岛” 次生舆情是在新媒体环境中以原生事件议题为基础和诱因，再生和演化的新 舆情。某些公共事件成为舆论热点之后，如果事情没有及时处理好，可能会引发 公共讨论和意见的表达，很多平常被掩盖和忽略的问题都被“扒”出来，形成一波 又一波的“次生舆情”。 一、次生舆情的特征 关联性与偶然性。当原生事件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后，事件中不同 利益攸关 官员贪腐问题之所以能演化出网 络次生舆情，背后正反映了公众对官员贪腐问题的不满。 敏感性与话题性。在舆情指向的主体、议题与具体内容方面，次生舆情都可 能是对原生事件舆情新的补充或发展，甚至比原生舆情更具话题性。比如，次生 舆情多指向容易刺激社会神经的公权部门、官员、明星、名人 和小人物，以及强权与弱势矛盾、贫富分化、伦理道德和公平正义等问题或领域，因此其传播扩 散的动力也就更强。 二、次生舆情形成的影响因素

人工智能、深度伪造与政治选举（四） 四、人工智能对 2024 年全球政治选举的影响 如今，人工智能开始在政治选举中崭露头角，但它与政 治的融合既带来希望也带来陷阱。有专家推测，人工智能可 能在 2024 年对全球政治选举安全构成威胁，它们可能成为 错误信息的主要来源。[1]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的宣传威 胁对各国政治选举的影响不容小觑，特别是美国大选是全球 应对人工智能技术挑战的重大选举。 级”，并且“有可能通过模仿名人、政治候选人和亲密家庭 成员的声音来制造错误信息迷惑消费者”。 事实上，人工智能已经渗入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美国硅 谷科技开发者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迪恩·菲利普斯创造了一 个仿真聊天机器人，称用户可以与模仿菲利普斯的人工智能产品对话。此前，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信息已多次干扰美国 政治选举。在 2023 年 2 月芝加哥市长选举第一轮投票前夕， 社交媒体出现一段关于候选人保罗·瓦拉斯的视频，伪造瓦 能改变三四个州 5 万张选票就可能具有决定性作用。”非营 利组织学者霍尔曼认为，人工智能就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并可能“决定这场选举的结果”。 3.人工智能内容能以多种方式影响 2024 年的选举。与 过去的选举宣传相比，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质量更高、更容 易大规模生产，从而有可能增强破坏性宣传活动的效果。此 时，人工智能内容更像是虚假信息传播的放大器，威胁包括： 制造社会就某些政治问题形成共识的假象；削弱政府对选民

人工智能、深度伪造与政治选举（三） 三、人工智能对政治选举结果的实际影响 深度伪造技术可能会对政治选举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对国家选举、政策制定以及社会可信度提出严峻挑战。[1] 我们不得不思考，有多少选票是通过深度伪造对政治选举实 施操纵性影响而产生的？这些选票又对政治选举结果产生 了多大影响？ 1. 人工智能在一定情况下对政治选举结果可能具有决 定性作用。2023 年的土耳其总统选举，就像是人工智能干预 GPT，为土耳其的未来提供了两种叙述。第一个故事描绘了 一个失败且刚刚退休的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 cep Tayyip Erdogan）。“一开始，这有点困难。然而，随着 时间的流逝，我借此机会花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更接 近大自然，花更多的时间给自己，”一个穿着长袍喝茶、冒 充埃尔多安的机器人说。在第二个故事中，埃尔多安从未放 弃权力，土耳其成为一个旨在“建立世界和平”的星球大战 式帝国。当被 息优先于公众获得准确信息的权利，而虚假信息是决定性的， 其误导选民并可能影响投票行为，加深土耳其社会两极分化 的风险。[4]2023 年 5 月，土耳其总统选举的决定性时刻， 民调显示总统埃尔多安与主要反对党候选人凯末尔·克勒奇 达尔奥卢（Kemal Kilicdaroglu）的选民支持率相差不大。克 勒奇达尔奥卢是土耳其反对派集团六党国家联盟的负责人， 并得到亲库尔德少数民族人民民主联盟（HDP）的正式支持。

人工智能、深度伪造与政治选举（二） 二、深度伪造对政治选举的双刃剑效应伴随人类社会 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技术既可以成为强大的工具， 也可以成为有力的武器。兰德公司《人工智能、深度造假与 虚假信息》报告还指出，深度伪造不仅会影响社会，还会影 响国家安全，可以操纵选举，可能会加剧社会分裂，降低对 机构和政府的信任，破坏新闻业和信息源的可信度。[1]如 今，全球民众都在注视着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在干预政治选 治选举当中，人工智能已成为政党和政客寻求在沟通、战略 和决策以及吸引选民支持方面获得优势的强大工具。例如， 人工智能在印尼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政客为吸引粉 丝开始利用人工智能。许多候选人利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来与选民互动。曾是苏哈托女婿的普拉博沃竞选团队使用人 工智能制作其卡通形象并取名“可爱”，受到众多青年人的 喜爱。在印尼大选期间，曾以铁腕统治印尼 30 多年的前总 统苏哈托的一段讲话视频出现在网上，吸引了许多选民关注。

网络舆情治理：理论路径与范式转换（上） 来源：杂志《秘书》 作者：赵萍丽 徐泱泱 作者简介：赵萍丽，博士，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 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政府与政治。徐泱泱，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家治理。 摘要：如何科学应对网络舆情风险、及时化解网络舆情 危机，是全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落脚点。当前网络舆情 治理的理论路径主要有以下五种：法治思维下强调政府主导 网络舆情治理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等方面发生 了颠覆性变化，出现范式转换，在实践中日益呈现出五种路 径多维耦合、动态嵌套的复杂图景。 关键词：网络舆情；理论路径；范式转换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普及应用，媒体格局、舆 论生态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全媒体时代，网络空 间凭借其开放性、隐匿性和便捷性为广大用户提供了获取、 传播和反馈海量信息的渠道，逐渐成为公民意见表达、情感 宣泄和 持续向好”的历史成就，要求“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 好网络生态”。可见，网络舆情治理不仅是网络空间治理不 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更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大课题。 有关网络舆情治理的研究主要来自新闻传播学、社会学、 管理学、政治学、情报学、心理学、信息科学等学科领域， 既有对网络舆情传播特征和演化规律的关注，又有对网络舆 情治理现实

网络舆情治理：理论路径与范式转换（下） 来源：《秘书》杂志及微信号“mishuzazhi” 作者： 赵萍丽 徐泱泱 二、网络舆情治理的五大理论路径 （四）技术治理路径 技术治理路径强调依托信息技术对网络舆情进行监测、 预警、研判和应对。该治理路径以满足公众诉求和增进社会 和谐稳定为核心价值导向，以提高网络舆情治理成效为目标， 注重网络舆情治理的技术支持与保障、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的 快，容易产生同 质化竞争；网络数据信息传递内耗大，容易造成信息失真和 数据安全问题。此外，大数据技术人才缺乏、网络舆情分析 算法简单、数据质量良莠不齐、数据孤岛与数据鸿沟等问题 尚待解决。网络舆情监测盲区导致算法所呈现的舆情与真实 的社情民意之间存在偏差，虚假新闻和信息茧房等问题也会 引致舆情误判的风险，隐私伦理、数据滥用、数据垄断等问 题还会带来网络信息管理的风险。 二是社会困境。一方面，建设网络舆情治理的数据收集、 二是社会困境。一方面，建设网络舆情治理的数据收集、 储存、使用监管体系和技术分析系统需要雄厚的资金和充足 的人力；另一方面，数字技术量化并重构了信息传播效果的 评估指标和评价体系，造成媒介道德素养与“注意力经济” 之间的矛盾，而普通网民容易被智能推荐算法等技术裹挟， 从而削弱其认知和思维能力。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 发展能够助力网络舆情治理，但学界对此也存在争议。比如， 尽管数据挖掘和算法为实现符号通信提供技术支持，但国外

数字技术时代国家政权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破坏性力量：数字时代国家政权的危机》述评 编者按：2015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泰勒·欧文 （Taylor Owen）用三年时间写的《破坏性力量：数字时代国 家政权的危机》（Disruptive power: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in the digital age）一书，立即引起全球关注和研究。该书从理论上 分 能够完成以往只有国家和大型组织机构才能完成的事情，法学家马尔文·阿莫里（Marvin Ammori）认为，“数字技术和互 联网大幅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和配送成本，这使得在线参与 者能够克服技术、物流成本以及组织上的障碍，共同协作参 与政治行动，并允许社会个体不以金钱为目的参与网络行动， 发挥他们的多余劳动生产力”。作为典型的“无尺度网络 （scale-free networks）”互联网上通信具有很强的鲁棒性，这 增加了互联 力。网络化 的权力来源于促成最大数量的、有价值的连接，以及导向共 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的能力。” 二、主要社会元素已全面网络化，国家不再独享控制权 作为国际政治的主要单元，“国家”的发展与信息的生产、 传播和控制方式的发展是同步的。15 世纪古登堡印刷机的发 明改变了权力结构，并为中世纪分裂的封建制度向“当代国家 体系”的转变铺平了道路。签订于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智能传播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结构优化与法治因应 文章转载于天府新论 ，作者陈鹏宇 摘 要：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我国网络舆情治理模式从管制型向多元治理转型。智能传播 时代来临，推动网络舆论信息生成和传播机制的颠覆性再造，失真舆情和情感动员类舆情频发，网络舆情泛道德 化、舆情突变风险增加。现有的多元治理模式长期将重心置于责任主体一侧，无前提地直接分配公私主体责任， 存在 eering）；二是如何平衡有限 政府和有为政府建设间的关系，在提高网络舆情治理效能的同时，保障公民表达自由和发挥互联网舆论监督作用, 从法律上界定网络举报、监督行为的边界，并对越界行为进行约束与制裁。在网络社交平台兴起之初，学者们就 提出制度、技术、伦理三重治理结构，形成了网络平台治理的粗略框架。结构功能主义影响政府治理理念的变革， 多元共治理论成为学者们提出应对网络治理挑战的主要思路， 信息的生成方式呈现多元 化的特征。网络大数据是指“人、机、物”三元世界在网络空间(cyberspace)中彼此交互与融合所产生的并在互联 网上可获得的大数据。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 IT 与通信技术的发展，网络大数据技术在信息生成中得 到大规模应用。网络信息制造者通过大数据能够捕捉受众的喜好，违法主体为获取关注和利益而制造“热点”、博 取“眼球”。热点事件成为流量“热源”，违法主体借